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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多洛丝

大轰炸下的童年（非虚构）

文/海娆

李子坝，新生活从跑警报开始

1941年1月16号，妈妈带着五岁的我，在冯斯坦[1]先生的陪同下，从上海出发，穿过日军封锁线，绕道石浦、天台、衡阳、柳州、贵阳等地，历经艰辛，九死一生，终于在2月13号抵达重庆，与在重庆工作的爸爸团聚。

初到重庆，我们住在城北嘉陵江畔的李子坝。那是一面临江的坡地，有些依山而建的房子，由狭窄的马路和石板小径相互联结。爸爸负责的合步楼公司就在这里，一幢浅灰色西式小楼，屋前有个小坝子。山脚下，碧蓝的嘉陵江静静流淌。它是扬子江的支流，被爸爸和他的德国朋友们亲昵地称作“中国的莱茵河”。

房子的底楼是客厅、厨房、饭厅、用人房。我们一家住二楼，爸爸的办公室也在二楼，阁楼上住着坡耶上校，他曾经是冯·塞克特将军的副官，主要负责合步楼公司在德国的业务。

一直以来，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，合步楼公司都鲜为人知。当时我年幼，也知之甚少，只晓得我们家在重庆期间，爸爸几乎没怎么工作，中国政府仍然定期支付他生活费，让我们全家衣食无忧。不仅如此，中国政府如果有重要活动，爸爸还会作为贵宾受邀参加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日战争结束。八十年代末，当我准备写回忆录，用文字记录下早年我在中国的生活，爸爸还健在。我问过他很多当年我不清楚的事，又开始查阅相关资料，才对合步楼公司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合步楼公司的全名是“工业产品贸易公司”[2]，由德国商人克兰于1934年成立于柏林。它最初只是一家私人公司，于1934年8月在庐山牯岭与中国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下“合步楼条约”。该条约全称是《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》，拟用德国的工业产品和军需物资，交换中国的钨砂、锰砂等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。德国军事工业发达，技术先进，但资源匮乏，想重振军威，需要大量原材料；中国资源丰富，军事工业基础薄弱，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，又缺乏外汇购买国外的先进武器。双方就用以货易货的方式，进行互助式的经济合作。条约出台后，得到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冯·塞克特将军、托马斯上将等高层的大力支持，同时也与蒋介石的强军梦一拍即合，因此实施顺利，发展迅速。由于中方的需求量太大，1936年，德国国防军接管了公司，将这一私营公司的对华业务提升成两国之间的军工业合作。由于受制于“凡尔赛条约”，德国不能对外出售军火，公司仍然挂在克兰名下。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，中国从德国火速采购了大量军火，包括轰炸机、坦克、大炮、枪支弹药等，极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，阻挡了日军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。

遗憾的是，1938年，德国外交部的亲日派上台，宣布“合步楼条约”立即作废。尽管如此，双方的合作事实上仍在暗中继续，因为之前签下的订单还在陆续完成中。直到1941年7月中德正式断交，两方的合作才彻底终止。但德方高层的亲华派和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双方都希望等战争结束后重修旧好。因此，合步楼公司的高层向中方请求，允许公司的驻华总经理威尔纳先生，即我父亲，能够作为双方最后的联络人留在中国，并恳请中国政府为我父亲提供生活费用和安全保障，这些费用将来由合步楼公司以军火结算。中方欣然同意，于是我们家便在重庆留了下来。

母亲和我抵达重庆时，坡耶上校正准备返回德国。

房子前的坝子边有一根高高的旗杆。每天早晚，坡耶上校会进行升旗和降旗仪式。他离开重庆后，那旗杆就总是光秃秃的，只有当空袭警报拉响后，爸爸才叫用人把旗帜挂上去。旗帜是德国大使馆送的，据说能保护我们的房子不被日本飞机轰炸。

抵达李子坝没几天，妈妈和我还有点恍惚，还没从漫长旅途的辛劳中彻底恢复，日本飞机突然来了。我们家团聚后的新生活，就这样在跑警报中开始了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妈妈半躺在床上喝鸡汤。鸡汤是她的病号饭，因为她头晕，无论站着还是坐着，都感觉还在大卡车上摇啊摇。这样的病号饭通常没有我的份儿。但我嘴馋，故意去她床前晃悠，她就扒了一只鸡腿给我。我正幸福地啃着鸡腿，忽听楼下用人在高喊：“挂球了，挂球了！”我们都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就见爸爸冲进来说，日本飞机要来了，吃完赶紧收拾东西，我们要去躲防空洞。

一个女仆进来帮妈妈收拾。妈妈不知是自作主张，还是听了别人的建议，早就为我们一家三口准备好了防空服：绿色带黑斑的长袖罩衫和黑绒线帽。妈妈叮嘱我们说，如果飞机来时我们还在路上，无论趴下或者站着，都不要动。飞机上的人就会当我们是树或者草，不会朝我们扔炸弹了。

那天我们去了离家不远的防空洞--我们像三棵行走的树，或者三团移动的草。妈妈被爸爸搀扶着，走路依然不太稳，两个人就一起摇来晃去，看上去十分滑稽，活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在表演。用人们在后面抿嘴偷笑，旁边匆匆奔跑的路人，也不时好奇地朝我们张望。我不管他们，抱着我的维尼小熊紧紧跟在父母身边。防空洞里已经人满为患，充斥着难闻的气味、婴儿的啼哭声和大人的咳嗽声。这种所谓的防空洞，只是在山坡的岩壁上凿出来的大洞穴，非常简陋，既没有通风设备，也没有卫生设施，只安放了一些小木凳。人们挤坐在一起，时间长了就空气混浊。当炸弹在外面爆炸时，我们脚下的大地会颤抖，洞顶的石碴会往下掉，好像防空洞随时会垮塌。后来，当空袭警报再次响起，爸爸就带领我们往城外跑。

往城外跑也不容易。重庆城三面环水，当时没有一座桥，车渡要等很长时间，只有往西有一条出城的公路。我们第一次往城外跑就遇到麻烦，轿车还没行驶多远，前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塞车了。而成群的飞机已经出现在天空。爸爸命令我们立即弃车逃跑。我们正跑着，飞机近了。附近都是蔬菜地，没有掩体。“卧倒！”爸爸一声令下，我们全都就地卧倒。飞机轰隆隆地碾压过来，飞得很低，没扔炸弹，只用机枪“啪啪啪”地扫射。我被爸爸压在身下，啃了一嘴的青菜。但我仍然很好奇，悄悄从爸爸的胳膊下面伸出头来，朝天上望。天色阴暗，好像黑夜突然降临。眨眨眼再看，是飞机！好大，好多，正从我们的头上飞过。万幸的是，日本人没向我们开枪。他们真以为我们是杂草或者蔬菜了！事后我非常感谢妈妈，是她发明的防空服救了我们的命。

“挂球了”，是我学会的第一句重庆话。挂球，是政府的一种防空预警。当时重庆有一处高地，那里竖着一根杆子。如果杆子上挂起一个红球，就是日本飞机已经出发，两小时左右会抵达重庆，大家应该收拾贵重物品，朝安全地转移。如果挂起两个红球，同时拉响长短不一的警报声，就是飞机还有大约二十分钟抵达重庆，还没撤离城区的人，得赶紧就近躲藏，不准再去街上乱跑。

日本人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，始于1938年。他们想以此来震慑中国，威逼中国政府投降。没想到重庆人宁死不屈，跟日本飞机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：你来我躲，你走了我又正常生活。

这样的生活让人提心吊胆，却也不乏偶尔的欢乐。有一天，爸爸兴奋地告诉我们，嘉陵江要举办龙舟赛了，他的老朋友诺尔医生要带全家来观看。诺尔医生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声望的德国医生，曾为政府高层看过病。他们家比妈妈和我早三个月从上海抵达重庆，先住南温泉，后搬进城，住在一个有七个出口的防空洞旁。诺尔医生的诊所也开在那里。他们家有一件趣事众所周知：出门必有动物同行。

一辆大轿车缓缓来到我们家门前。车门开了，首先跳下来一条狗，随后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小孩。大人们寒暄后，我们就一起来到一幢临江的大房子里。那里设有龙舟赛的观景台，桌上摆有茶水和糖果点心。一位夫人请我们吃粽子。妈妈告诉我，她是宋美龄，她们在广州时就认识了。“当年她来我们家做客时，还是宋小姐。”

龙舟赛时吃粽子，是中国的古老传统。我得到的那个粽子上，系着一只手捧花生的红布小猴。小猴很可爱，后来被妈妈收藏起来，带到瑞士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小猴还在我身边。

我对1941年的龙舟赛没什么印象，只记得我们几个小孩，还有那条名叫托尔的英国指示犬，由诺尔夫人和妈妈带着在岸边玩耍。诺尔医生早在二十年代就到上海行医，1937年上海被日本人炮击后，他们全家返回德国。但1940年他们全家又回来了，坐火车经莫斯科到上海，再到重庆。他们家的老大，比我大两岁的韦尔纳酷爱动物。他过五岁生日时，汪精卫送了他一匹蒙古小马当生日礼物。他还养过猫、乌龟等。他们家出门必有动物同行的传说，就因为他。

我们五个外国小孩都在中国出生长大，都会中文。但他们讲上海话，我讲广东话，比英语和德语的差别还大。我们彼此听不懂，都提高嗓音，坚持自己讲的才是中文，对方的不是。诺尔太太和妈妈还以为我们吵架了。待她们闹明白我们到底在吵什么，她们自己也笑了。

诺尔家在重庆没待多久。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，让他们家苦不堪言：窗子的玻璃总被炸烂；韦尔纳迷上收集弹片当玩具；托尔患上狂躁症，不分白天黑夜地狂吠。同年夏天，中德断交，诺尔医生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，带领全家去了南京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德国人被集体驱逐出境，财产充公，是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救了他们。他们在中国一直待到1949年才彻底离开。我1955年去柏林后，在一次大学生聚会上与韦尔纳重逢，他已是波恩大学法律系学生。毕业后他定居汉堡，成了社民党的秘书，一边从政，一边去马戏团兼职，继续跟他喜爱的动物在一起。他在上海出生长大，一生视上海为故乡，晚年还回上海居住，并促成了上海跟汉堡结成姊妹城市。他妹妹，跟我同龄的英格丽特，中文名阿妹，现在是德国的著名作家。

南山上的新家

城里的轰炸太频繁，太危险。有一天爸爸突然宣布：我们要搬家，搬去一个不会被飞机轰炸的安全地方。新家在扬子江南岸的南山上，离黄桷桠小镇不远，它曾经是德国医生阿思密的私宅。

阿思密医生1906年受德国外交部委派，来重庆创办医院。根据他的日记记载，医院位于重庆城主街大梁子旁边的兴隆巷。住院的病人，由医院提供一日三餐。如果是穷人，三餐免费。当时重庆已有三家外国医院，分别是法国仁爱堂医院、美国宽仁医院、英国仁济医院，但由阿思密医生负责和坐诊的德国普西医院，就诊人数一度最多，成为重庆城最受欢迎的外国医院。遗憾的是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德国外交部停止了对医院的资助。1920年，医院被中国红十字会接管。

1916年，阿思密医生买下南山从文峰塔到山脚的半匹山，在山上爆破出一块平地，建造了现在这幢房子。他太太是中国人刘顺清，两人生育了四个孩子。由于重庆没有德国学校，孩子们到了学龄后，都被送去汉口或青岛的德国学校，然后又全都被送去德国上学。阿思密医生于1935年离世，就葬在这房子背后的半坡上。太太刘顺清于1939年病逝，被安葬在丈夫身旁。夫妻俩就这样永远相伴，一起守护他们的家，也守望着山下这座他们热爱的城市。

日本人从1939年开始，加大了轰炸重庆的频次。原本位于重庆城里的德国大使馆，即使挂上德国国旗，也在轰炸中遭到损坏。为安全起见，1940年，他们搬进了南山上的阿思密别墅。半年后，大使馆新上任的领事来到重庆。他认为这里远离城区，极不方便跟外界联系，于是在1941年春，大使馆搬去了龙门浩，阿思密别墅又空出来。

德国大使馆的秘书傅德利先生带着我们来看房子。我们乘坐爸爸公司那辆黑色福特水星牌轿车，坐车渡过了扬子江，沿狭窄的盘山公路上山，到了黄桷垭小镇后，再步行一段山路，就到了。一拐过山腰，当我第一眼看见那幢房子，我就激动得心花怒放。房子飞檐翘角，白墙黑瓦，在葱绿的山林中，像一只巨大的雄鹰盘踞在悬崖上，仿佛随时要一飞冲天。而旁边不远处的山巅，还高耸着一座古老的白塔。太美了！我甩开妈妈的手就往前奔去。房子背后凌空，前面有一个宽敞的坝子，坝子两边种有树木花草。我在坝子上蹦呀跳呀，兴奋得大叫。傅德利先生说，这坝子最早是阿思密医生的网球场，后来旁边的山体滑坡，才被改建成现在这样。

踏上几级宽阔的石梯，就进屋了。房子很大，有全套家具。傅德利先生为我们介绍每一间房，哪些家具是阿思密医生家留下的，哪些是大使馆搬上来后添置的。这里的每间房都有电灯，但供电不稳，会经常停电，因此还备有煤油灯。遗憾的是，房子没有自来水，饮用水必须到山下的水井去挑。在房子的大门外，有两个收集屋檐水的铁皮大桶。桶里的水是用来做清洁和浇灌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搬到南山上阿思密别墅里。房子的底楼，从大门前的石梯旁进去，是花岗岩条石铺成的地面和砌成的墙体，楼上两层，是用上等的热带木材铺成的地板，光可鉴人，散发着异香。底楼进去是一条开放的长廊，右边下去一道石坎，就是坡地；左边，四间用人房靠大门方向，厨房和储藏室在扬子江这边。厨房很大，有一个既可烧煤也可烧柴的大灶。在厨房与用人房之间，是宽敞的楼梯间。那是用人们吃饭和休息聊天的地方。旁边沿石梯上楼，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

我们的饭厅也在宽敞的楼梯间，房间分布在饭厅两边。饭厅有一个大壁炉，冬天可以烧柴取暖。壁炉背后就是我的房间。冬天壁炉烧起来时，我的房间会特别暖和。爸爸的办公室在我隔壁。那是从大门进来的第一间房。如果爸爸坐在他的办公桌前，有谁从大门进出，他能从窗口一目了然。饭厅的另一边并排着两间房，朝东的一间是客厅，朝西的一间是父母的卧室。这两间房窗外的风景最好，可以看见扬子江和重庆城。这层楼除了这两间房外边，其余三面都有带落地玻璃窗的游廊。这游廊是我最爱的地方，既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，也让我在下雨的天气里有了蹦跳奔跑的玩耍空间。

从饭厅旁边的木梯上去，就是阁楼。上面有三间卧室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，就住这里。我们家刚搬上来不久，冯斯坦先生就来了，然后是合步楼公司从前的负责人、爸爸的前任艾克特先生。冯斯坦先生在这里大约住到年底，就随孙立人将军去缅甸了。艾克特先生一直住到战争结束，才搬进城。他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一家专卖照相器材的公司。

房子还有一个地下室，入口就在大门前的石梯背后。地下室没有窗户，漆黑阴冷，主要用来存放杂物，还有一个大冰箱。但那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冰箱。重庆的夏天非常炎热，父亲会叫人去买些冰砖挑回家，放进冰箱里。冰箱不用电，终年包裹着厚厚的棉被，这样可以让冰砖融化得特别缓慢。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让食物保鲜、制作冰激凌、冰镇饮料及各类甜品，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也能享受到清凉的饮食。

因为没有自来水和厕所，我们又开始用马桶。我的房间有单独的卫生间，里面放了两个木盆，大的用来洗澡，小的用来洗脚，另外还有一个放搪瓷脸盆和挂毛巾、搁香皂的木架子，一个洗脚时坐的矮木凳。这些木器都是爸爸请木匠来家里做的。爸爸还让木匠把马桶改造成坐便器，就是做一个木箱，把马桶放进去，这样就可以坐着方便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用人每天傍晚把马桶拎出去清空，刷洗干净再放回来。但洗澡是一件麻烦事，必须把厨房烧好的热水一桶一桶拎上来，倒进大木盆里。在木盆里洗澡有风险，我第一次洗澡就受伤了，手指被一根细尖的木剌扎了，痛得我大哭。妈妈责怪我不该在水里手脚乱动。可我又不是布娃娃，怎么能一动不动呢？

我的房间有一张宽大的弹簧床，我喜欢在上面蹦跳打滚，妈妈也禁止，说会把弹簧跳坏。她把香港家里的布娃娃都带到重庆，分了几个给我，最大的那个放在床上陪我睡觉，其余的都放在五斗橱上，站的站，坐的坐，花花绿绿高高矮矮有一排。妈妈很喜欢布娃娃，我却一点也不。但我没有抗议，由着她布置我的房间。这些布娃娃和妈妈后来跟蒋奶奶联手制作的那些布娃娃，慢慢填满了我的房间。它们很受我的朋友们喜欢，谁来了都会兴奋得尖叫，直奔布娃娃，抱在怀里爱不释手。我的房间还有一只可以骑坐的大棕熊，熊脖子上有一个拉钩。人骑在上面拉动钩子，棕熊会前后晃动，同时发出嗡嗡的叫声。

重庆南山，德国医生阿思密的故居，1940年是德国大使馆，1941-1946年是多洛丝的家

继续跑警报

搬到南山上的新家后，每一天我都很兴奋。这满山的树木花草，飞鸟爬虫，曲曲弯弯的小路，奇形怪状的岩石，大大小小的坟墓，神秘的白塔，还有这幢漂亮的大房子，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。我就像个小小探险家，每天都在这屋里屋外四处侦察，睁大双眼，兴致盎然，完全沉溺于对陌生世界的探索和发现中，忘了城里还有战争。

对于重庆城，这幢高居南山的房子就像一座高耸天空的瞭望塔。如果我趴在客厅的窗台俯瞰重庆，就像在戏院楼上的包厢看戏，整个重庆半岛都会被我尽收眼底。天气好时，我的目光还能越过城区，看见嘉陵江北岸起伏的丘陵和田野；看见扬子江奔腾东去，流向巍峨的群山峡谷；或者一轮红日从莽莽群山背后升起。如果有空袭来临，我还能一眼看见城里挂起红球。有时候，红球挂起后又消失了，却没有警报声响起，就是情报有误，没有空袭，大家又迅速恢复正常生活。

红球挂起后，尤其是警报拉响后，城里会立即骚乱起来，人们就像遭遇危险的蚂蚁，全都出洞了，在大街小巷跑来跑去：要回家收拾东西的，收拾好东西要去躲防空洞的，还有去河边排队准备乘船往乡下跑的……而高高在上远离城区的我们，却不必慌张。爸爸说，日本人只想炸重庆城，不会炸南山。况且我们还升起了德国旗，这是上了双保险。旗杆就在房子旁边的山堡上，是德国大使馆竖的。城里挂起红球后，爸爸就会把坡耶上校留下的那面纳粹旗帜挂上去。等警报解除，旗子会被取下来，放回爸爸的办公室。我建议爸爸，就让它一直挂着吧。我喜欢看它在风中高高飘扬的样子。爸爸不同意，说这旗子的唯一作用，是提醒飞机上的日本人，这里住着德国朋友，不要往这里扔炸弹。如果天上没有日本飞机，挂它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搬上南山没几天，我们就遭遇了一次空袭的威胁。那天午饭后，按妈妈的吩咐，我该躺在自己的大床上睡午觉。但我不想睡觉，悄悄溜上阁楼，爬上一张有软垫的大床。阳光透过斜屋顶的玻璃窗，把房间照得温暖又明亮。我仰躺在床上，看着无数尘埃在阳光里飞舞，像万千条小鱼在金色的水池里游荡，美妙极了。我想象自己也变成了一粒尘埃，一条小鱼，正跟它们在一起玩耍，要沿着阳光飞到玻璃窗外的天上……正在想入非非中，就听妈妈在楼下叫我：“多蒂，多蒂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妈妈，我在这里。”我翻身下床，迅速朝楼下跑去。

“快！挂球了，莫乱跑！”妈妈也开始学说重庆话。我冲进客厅，趴在窗台上往城里一望，果然，已经挂起两个红球。抬头远望，天边仿佛有奇怪的云影，不知道是不是飞机。妈妈又翻出防空服要我们穿，爸爸却很冷静，安慰她说不用担心，飞机不会炸南山的。这时城里的警报响了，很刺耳，像一根无形的长鞭甩上来，抽打在身上，让妈妈和我都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天边的云影不见了，变成一群夏夜路灯下盘旋的飞蛾。慢慢地，飞蛾变成麻雀，麻雀又变成乌鸦，最后现出原形：是飞机！它们排着整齐的方阵，气势汹汹地呼啸着，像从天边射出的一群炮弹，由远而近向我们袭来。我紧张得不能呼吸了，只呆呆地盯着这些巨型铁鸟，一飞到重庆城上空就开始拉屎，炸弹像屎疙瘩那样接连不断往下掉。爆炸声响了，此起彼伏。每炸响一次，我的身体就会抖一下，好像是炸在我的头上。可怜的重庆城，像个正在午睡的妇人，毫无戒备和还手之力，任由它们狂轰滥炸。有的炸弹落进江里，江面顿时沸腾了，像锅里的水被烧开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日机轰炸重庆的全景，那种惊恐难以言表。我全身发软，四肢打战，小心脏都快停止跳动。妈妈冲过来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她的身体也在颤抖。望着浓烟四起的重庆城，我问妈妈，我们李子坝的房子是否遭殃了？妈妈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我抱得更紧。浓烟在空中升腾翻滚，很快就连在一起，像污浊的肥皂泡把整座城市淹没了，哪里还有安全的角落？这时我非常感谢爸爸，是他让我们搬上南山，逃离了危险。

就在这时，有几架飞机突然掉头朝南山飞来。更大的爆炸声响了，天花板的吊灯开始晃荡。我们全都傻眼了，刹那间意识到，这南山上也不安全啊！已经来不及跑防空洞了，爸爸拎来文件包，率领我们钻地下室。通往地下室只有一道很窄的小门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我们摸索着进去，靠在墙角挤成一团。妈妈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还结巴：“上帝啊……我们……上帝啊……”

那天以后，爸爸的表情凝重起来。我们谁也没想到，搬到这远离城区的南山上，仍然还有遭空袭的危险。爸爸开始四处寻找防空洞，他说下次听到警报响，我们得躲进防空洞。

南山毕竟跟城里不同，这里树木葱郁，是天然掩体，我们不用再穿防空服。山洞也多，有天然的，也有人工挖掘的，人还少。爸爸很快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藏身处，就在阿思密医生的墓地附近。他带领用人把那洞子收拾干净，放了几根木凳进去，还挖了一条小路，把我们家和防空洞连接起来。为了雨天防滑，他又叫用人去捡了些碎石铺在路上。那以后，只要城里的警报声响起，我们就直奔那个洞子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们刚吃过晚饭，警报又响了。日本飞机通常是白天来轰炸，这次居然傍晚来，大家一时手忙脚乱。天快黑了，去防空洞的路不好走，妈妈找出手电筒，又吩咐用人拎上马灯，我们才匆忙又小心翼翼地躲到那个洞子里去。

洞子大约五米深，我们全都紧靠最里面的洞壁坐着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洞外。飞机来了，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滚雷从天边袭来，随后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洞口外的夜空一会儿暗一会儿亮，一会儿黑一会儿红，好像有魔鬼在跳舞。这次轰炸的时间特别长，解除警报的信号迟迟不响。大人们开始昏昏欲睡，我却醒着，并且趁他们不注意，悄悄摸到洞口张望。只见重庆城像一堆巨大的篝火在燃烧，火光把夜空也烧红了，比在白天里看着更恐怖。我被吓得失声尖叫。爸爸冲出来，一把将我拽回洞里。他说洞口太危险，如果有炸弹落到附近，会把我炸飞到扬子江里去喂鱼！

不知过了多久才解除警报。当我们走出洞子，重庆城的篝火还在燃烧，只是火势小了，空气烫人。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，被爸爸抱着回了家。

第二天起床，我发现大人们神情诡异，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我跑进客厅，趴在窗台上朝城里张望。天空灰蒙蒙的，重庆城不见了。我吓了一跳，以为它被炸沉到江底去了。妈妈说，是起雾了。爸爸却说，不是雾，是燃烧后的浓烟还没散去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这才看见了城市隐隐约约的轮廓。

这次轰炸，制造了史书上的“重庆大隧道惨案”，时间是1941年6月5号。史书上说，由于空袭来得太突然，又是在夜里，城里人太多，来不及疏散，大家只能就近躲藏。位于城中心的十八梯，新修的防空洞成了居民们的首选。但防空洞里的设施还不完善，没有通风设备，人多，时间长，造成严重的供氧不足。成百上千的人窒息身亡，拉出来的尸体铺了好几条街。

那几天，家里的气氛异常沉闷，但并不妨碍我继续探险。我依然喜欢去阁楼玩，一个人在上面流连忘返。有一天我爬上床对面的写字桌，推开屋顶的玻璃窗，攀爬了出去。外面别有洞天，我感觉自己是登天了，兴奋极了。脚下的瓦片热烘烘的，我像一只猫，悄无声息在屋顶行走，东瞅瞅，西望望。屋顶的最高处横着一根黑色的脊梁，脊梁的两头各有一尊怪兽头。我小心翼翼地上了屋脊，像走平衡木那样，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圈，就在大门方向的尽头坐下，将那怪兽头抱在怀里，仿佛是骑在怪兽的背上。厨师老马背个筐子从外面回来，他眼尖，一到坝子上就发现了我，立即大呼小叫起来，把屋里的人都招惹出来。母亲最后一个踉跄着出来，只抬头望了我一眼，就惨叫一声，晕倒在父亲身上。我不明白，我只是安静地坐在屋脊上玩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他们何故如此大惊小怪，好像被我吓破了胆？

那天以后，父母严禁我上阁楼玩。于是我只好转移阵地，去户外探险。

这南山上坟多，我对它们既害怕又好奇。有的坟就是一堆土，前面竖着块石碑或者木牌。有的坟是用石头砌成，或者在山壁上凿个洞穴，把死人放进去再用石碑把洞口封住。但这些石碑通常不见了，洞穴也空了。当我从这些坟前走过，我就朝洞穴里张望，好奇里面的死人去哪里了？我去问父母，他们不知道。去问用人，他们这个说被野狗叼走了、被狼吃了，那个说变成鬼去游荡了。

父母见我对墓穴鬼魂产生了兴趣，深感不安，他们决定把我拉回人间正道。有一天父亲对我说，他为我找到几个小朋友，要带我去认识他们。那天母亲也去了。我们走了很远的山路，大约四十分钟，来到一个名叫锯木湾的地方。那山坡上住着两家人，夏家和谭家。两家的太太都是德国人，先生都是去德国留过学的中国人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重庆时期的第一个小朋友，夏家大我两岁的女儿亨丽叶。后来坡上的谭家也来了，他们有四个小孩，最大的读中学了，最小的才学走路。我们围坐在夏家门前的黄桷树下吃水果点心，六个大人加七个孩子，好不热闹。我开心极了，终于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了。

不巧的是，偏偏这时警报响了。

大家立即手忙脚乱地散开了。谭家人往回跑，夏家人冲进屋去拿包袱。我们家离得太远，来不及了，只好跟着他们躲进坡上的防空洞。我们进洞不久，谭家人也跟来了，大包小包，气喘吁吁。还没最后定下神来，就听到飞机的轰隆声，紧接着是爆炸声。洞子不深，我们全都抱着头，挤到最里面的洞壁处。等飞机的轰隆声渐渐远去，解除警报声响了，我们才敢往外走。这时只听一声尖叫，第一个冲到洞口的夏太太晕倒了，原来她家的房子着火了。谭先生是医生，赶紧去救她，夏先生带着亨丽叶的哥哥冲下去救火，我爸爸也跟着去了。亨丽叶吓得大哭，被谭太太安慰着。我站在她身边，看着坡下她家房子的一角在燃烧，心里很难过，想安慰这个刚刚认识的新朋友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夏太太被谭医生打了一针，又醒过来了。夏家的火也扑灭了，大人们都感到庆幸，说幸亏炸弹是在空中爆炸，不是砸中了房子再爆炸，否则房子就完了。回家时我们走得飞快，父母很担心我们家的房子也被炸了。

上帝保佑，我们家的房子平安无事。但那以后，当我又想去锯木湾找小朋友玩耍，父母再也不陪我了，只派用人送我去，接我回。他们说要守在家里，万一我们家的房子也像夏家的房子着火了，才能及时抢救。

南山上的生活仍然要继续跑警报，但总的来说，比在城里好多了。因为附近没有邻居，那防空洞就是我们家专用。爸爸又买了竹椅和小桌放进去，让我们躲空袭也能尽量躲得舒服些。我甚至可以躺在竹椅上睡觉。躲空袭的东西是早就准备好的，随时可以拎包出发：爸爸装有公司文件的公文包，妈妈装有贵重物品的大皮箱。当警报响了，用人们自觉把饮水和食物装进竹篮，带上蜡烛，以及他们自己的重要东西，大家就从从容容朝半坡下的防空洞走去。

跑警报成了生活的常态。为了打发防空洞里的时光，爸爸还会带上纸牌和棋具。但妈妈从不玩这些，她就坐在旁边织毛线。防空洞里没有光，我们点上蜡烛，就着微弱的烛光玩棋牌。我们最常玩的是英国十字戏棋，爸爸、艾克特先生、冯斯坦先生和我。他们三个大人总是联手欺负我，阻挡我的棋子前行，或逼着我的棋子后退。这时妈妈就会来帮我，教我怎么对付他们。玩腻了十字戏棋，大人们就轮流讲故事，有时我也翻看小人书。《维尼小熊》和《人猿泰山》是我最喜欢的小人书，每次去防空洞，我都会带上。它们成了我学英语的最早课本。

外面的飞机在轰隆隆飞过，爆炸声在扬子江对岸的城里响起，慢慢地，我们从最初的震惊、恐惧、愤怒、悲哀，变得有点麻木了。爸爸说，我们就是愤怒到把自己气死、悲哀到把自己痛死，也挡不住日军的空袭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健康地活下来。于是我们努力遗忘战争。只有当炸弹在我们附近落下，整座南山摇晃起来，我们才会又开始紧张，害怕防空洞坍塌，害怕家里的房子遭殃。有一次就很危险，我们又听到附近的爆炸声。妈妈赶紧去洞口张望，看是否我们家的房子挨了炸弹。后来才听说，轰炸是针对蒋介石的。他就住在黄山，离我们家不远。按当时的说法，我们家位于扬子江南岸的第一道山脉，叫一岭；蒋介石居住的黄山在第二道山脉，叫二岭。由于有特务把蒋介石的住宅位置密报给日军，日军要执行实施定点轰炸，但没成功。他们只炸死了蒋介石的两个侍卫。

1948年夏天，多洛丝和小伙伴们在重庆南山

警察与小偷

搬上南山后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我们家外面突然多了四个警察。他们穿着黑制服，戴着大盖帽，扎着皮带，背着长枪，打着绑腿，两人一组地轮换着，在我们家房子周围巡逻，四小时一班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。爸爸说，他们是政府派来保护我们的。我们家门前是一面山坡，通往我们家的路，得绕过山坡。路的拐弯处有一个哨亭，那就是警察为我们家站岗的地方。如果有人来访，经过那哨亭，警察就会盘问人家。但我们家房子没有围墙，也可以从背后的山坡抵达，因此警察不能只守着哨亭，还得在山坡上四处转悠，以免有坏人从山坡上来。

我出门闲逛时，经常碰到值勤的警察。“多蒂，吃饭没得？”老远见了我，他们就高声叫住我，他们讲重庆话，我的英文和广东话他们不懂。

“吃了吃了。”我也开始讲重庆话。家里的用人和这四个警察，就是我学重庆话的好老师。

“吃的啥子？好吃不嘛？”

“吃的煎鸡蛋……还有燕麦片。好吃得很哟。”

在我写这本回忆录期间，我查到一份资料。1941年7月中德断交后，所有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和中德合营公司，全部关闭。所有在中国的德国人必须离境。我们家是因为合步楼公司的特殊原因，才留下来。合步楼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将军等人，通过在柏林的中国行政院秘书齐焌，向中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孔祥??等转呈了几条建议，其中一条，就是希望中国政府保护我们家的安全……现在想来，这四名警察，就是中国政府对这条建议的接纳和执行。当时我年幼，自然不知道这些事，父母也不会告诉我。我只是对这四个警察印象深刻。他们都很喜欢我，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。

警察都是年轻人，大概也觉得这样的工作很无聊吧，每天就在这半匹山上转来转去，遇到形迹可疑的人，就去盘问。如果有穷人上山捡柴，他们也去赶人家走。转一圈回来，他们就在哨亭里休息。因此，如果遇见我，他们通常会叫上我，跟我玩上一阵子。他们都不懂英语，还总要我讲外国话。他们也听不出英语和广东话的不同。有时我讲广东话，他们也以为是外国话。这让我常常乐得捧腹大笑。

我们一起搞比赛，看谁先跑到文峰塔；或者捉迷藏，钻进灌木丛躲起来，再相互寻找。我一般都能找到他们，但轮到他们找我时，经常偷懒，只高喊一声“鬼来了”，我就会“哇哇”大叫着跑出来。“鬼呢？”我东张西望，很想看看鬼的模样。他俩就四下看看，说：“你出来晚了，鬼又走了。”

我是相信有鬼的。这山上到处是坟。人死了就会变成鬼，这是蒋奶奶说的。蒋奶奶每天晚上诓我睡觉，都会跟我讲鬼故事。她说鬼就在窗外游荡，如果我再不睡觉，鬼就会进屋来把我吃掉。在停电的晚上，煤油灯会在墙上投出诡谲的影子，蒋奶奶说，那就是鬼的影子。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。警察也总是讲鬼故事，说他们昨夜巡山又碰到鬼了。“真的？”我问，“鬼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”他们就很认真地回答我：“当然是真的！我们是朋友，怎么会骗你呢？”然后想想又说：“每个鬼都长得不一样，有的披头散发，一身白衣，那是女鬼；有的青面獠牙，伸着长长的红舌头，那是男鬼……”我努力想象着男鬼女鬼的样子，越想越害怕。

警察都背着长枪，有时候，我也会捡一根树枝扛在肩头，假装是枪，跟在他们身边，俨然自己也是警察。他们都很乐意跟我玩，还教我唱儿歌：“飞机头，二两油，鹅公岭，挂红球。日本飞机丢炸弹，山城到处血长流。跑不完的警报，报不完的深仇……”

如果有空袭，警察的工作就不这么轻松了，他们得戴上头盔，在我们躲进防空洞后，冒着被轰炸的危险，继续保护我们的家。这时候，家里的玻璃门窗都必须敞开，以免附近有爆炸发生，会震碎玻璃。这也为小偷提供了入室行窃的好机会。当时重庆有很多小偷，他们总在别人跑警报躲防空洞时，趁虚而入，大摇大摆进屋偷东西。

我们家在南山的房子从没遭遇过炸弹袭击，却遭遇过好几次小偷行窃。

一天傍晚，解除警报后，我们从防空洞回家，看见底楼游廊的石柱上绑着四个小偷。四方形的石柱，一面绑一个。两个警察正在审讯他们。原来他们正在翻箱倒柜偷东西时，被警察进屋发现。其中一个在逃跑的时候摔伤了脚，痛得不停地叫唤。地面有三只大麻袋，里面装着他们的战果：父母的衣服和皮鞋，我的绸缎被子包裹着镀金的自鸣钟，黄铜烛台，白银刀叉，母亲的毛皮大衣里藏着从香港带来的青瓷花瓶……

他们还把妈妈心爱的德国餐盘摔碎了。那是爷爷奶奶送给父母的结婚礼物，一路辗转带到重庆，平时我们是舍不得用的，只有当家里来了客人，妈妈才把它们拿出来。那是一整套，从咖啡杯盘到蛋糕盘、正餐套盘和汤盘等，都镀有漂亮的金边。妈妈从地上捡拾起碎片，心痛得跺足，恨不得把它们砸向小偷的脸。但爸爸把妈妈拉开了，答应下次回德国时，买来补上，妈妈还在用广东话咒骂小偷--她新学的重庆话还不够用，一生气着急，广东话又飙出来了，忘了小偷根本不懂。最后是警察替妈妈报了仇，他们用警棍打小偷，说要打断他们的腿，免得他们再四处乱跑偷东西。那四个小偷“噢噢”叫着不断求饶，发誓再不敢了。

我们家的房子位于山崖上，除了前面有一条必经警察哨亭的大路，房子的两旁和背后，还有几条小路也可以进屋，因此小偷总是防不胜防。这些小偷都是穷人，但很危险，他们不仅偷东西，有的身上还藏有凶器，会行凶伤人。

有一次，两个警察抓了一个年轻的小偷，把他双手反绑着，吊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棵大树上。我们从防空洞回家时，那个人还在树上挣扎，双脚悬空，痛苦地呻唤。警察问我：“多蒂，这个小偷归你了，你想怎么惩罚他？”

我该怎么惩罚他呢？我站在旁边打量他。他赤着脚，衣裳破烂，浑身脏兮兮。他是单独作案，刚溜进屋，正东张西望准备下手，就被警察逮着了。

“妹儿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保证再也不敢了！”他抬起涨得通红的脸，向我求饶。

他的样子实在不像坏人。但我想起家里的餐盘被摔碎后，妈妈心痛愤怒的样子，我就一点也不同情他了。

“不要乱喊，哪个是你的妹儿哟！”我厌烦地狠狠瞪他一眼，想走开，又觉得不该轻饶他，就学着警察审讯其他小偷的样子和腔调，板起脸来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他，教训他，“你年纪轻轻的，四肢健全，干啥子不好，要当贼娃子？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抗日，这家外国人也是来帮我们抗日的。你不去抗日，还来偷别个的东西，你这是破坏国际关系，破坏抗日，罪该万死，你晓得不？！”

我噼里啪啦，把警察对其他小偷的训话一字不漏地背出来，觉得很解气。我是严肃的，认真的，可旁边的警察居然笑了。我不懂他们在笑什么，继续愤怒地声讨小偷：“你要学走正道，不要再做贼。如果下次再让我们逮着你，绝对不会轻饶你！”

这些小偷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后来我问妈妈，妈妈说，又都放了。还能怎样？小偷的罪也够不上蹲大牢。蒋奶奶对此很不满，她说应该抓他们去当壮丁，押去前线打日本鬼子。打死了日本鬼子就记功，功劳大的就放回家，功劳不大的就继续打。如果被日本鬼子打死，也算将功补过，为国捐躯，死有所值。

我觉得蒋奶奶的主意很不错。

……

[1]冯斯坦，德文全名Bodo von Stein，也译作斯泰因，曾任孙立人将军的德军顾问。

[2]“合步楼”是公司德文名全称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缩写HAPRO的音译。

作者简介：海娆，旅德作家兼翻译，出版长篇小说《远嫁》《台湾情人》《早安，重庆》《我的弗兰茨》。其中《早安，重庆》获重庆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和“国家翻译资助奖”，被翻译成德语。《我的弗兰茨》登上探照灯好书榜和海外华文文学好作品名录，获海外华文著述奖。翻译作品有《房间里的男人》《汉娜的重庆》《从内卡河到扬子江》等。

（本文为节选，原文刊发于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》2025年第5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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